如果此次监察委员会入宪仍选择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修改宪法，那么已有的问题可能会继续存在。
从世界范围内看，从20世纪60年代，各国开始陆续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从实践角度，公民环境义务可分为强性义务和柔性义务，所谓强性义务是指公民自己做出的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是应当禁止的，甚至还可能受到行政及司法的制裁，也可以叫做应当优先履行的义务。
作为生活利益的环境生态利益自古有之，但其生成为环境公共利益则是在环境危机背景下，通过民众个体诉求、社会普遍认同并最终由法律来加以确认。参见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09页。[41]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Contemp 249,1991,p.273. [42]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环境科学大辞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有学者提出，司法应当成为监督环境保护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的机制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
当然，公民在伴随国家环境权力行使中所形成的环境义务不同于公民自身应该履行的环境保护义务，因此所产生的法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如果说公民自身应该履行的环境义务属于优先义务，那么公民针对国家环境权力行使而形成的环境义务属于次要义务，所形成的拘束力明显弱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以及公民环境保护的优先义务，而且这种次要义务的履行是以首先从国家环境保护权力的行使中受益为前提的。自第一部成文宪法开始，人就成为宪法的主体。《公务员法》第63条规定公务员交流范围除了公务员队伍本身，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第66条亦将国有企业纳入公务员挂职锻炼范围。
综上，监察机关在对派驻机构进行授权时，一要以《监察法》之许可为前提，二要以未来制定的统一规定为授权上限，三要考虑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自主判断。即便基于上一级甚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其仍面临类似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诸多困境。[14]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2条，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都属于中级人民法院。同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列举了21个使用行政编制或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并明确其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同时，对工商联机关及其他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的纪检监察工作，主要由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驻中央统战部纪检监察组和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纪检监察组来承担。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家监督体系形成人大机关监督-专责机关监督-内部自治监督的三维共治格局。
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法律地位研究之后续问题是：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作为一个监察主体，究竟有哪些权，哪些名，哪些责？这是监察委员会派驻制度的关键问题，急需依法细化。二、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的授权 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如欲履行监察职能，必须以根据授权为前提。乡镇法庭、交通法庭等多种形式，都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二者判决和裁定等同视之，其设立以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为实质要件，这其实也是一种根据工作需要。例如，对于地区盟旗等具备设置独立一级宪制机关之条件的行政区，便不必设立派出组织。
因此，参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关于中级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分院设置的规定，[14]以及关于在省、自治区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法院或检察院的正副院长（检察长）、审判（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法官（检察官）的任免程序[15]规定，凡有关在省、自治区内按行政地区设立的监察机关，其组织和产生的适宜方案应是：（1）在产生方式上，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产生。（一）参考经验 1.从地方政府组织规范来看，有2种参考对象。[4] 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5条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同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结合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原则来看，各级监察机关也将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及国家机关全面派驻。三是对单位的监管，即派驻机构的原则方向、发展方略和工作方法等接受派出主体之监督管理。
摘要：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家监督体系形成人大监督—专责监督—内部自治的三维共治格局。2.完善派驻机构的组织规范。
[2]在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的同时，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监察委员会派驻制度和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3]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使其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使之契合我国宪法精神和监察法治一般规律，成为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必须直面的重要命题。宪法授权的主体是制宪主体，严格讲不是授权，而是职权。
监察派驻机构因资格取得而非名义代表的实质，由此形成其产生于内、独立于外、接受监管的相对地位，以及在权、名、责三要素上游走于形式分离与实质牵连之间的主体特征。（ 4）具体而言，对于非参公管理的单位，一方面，监察机关原则上不对其派驻，同时纪检机关以派驻纪检组的名义对其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并合署办公。再次，从法律依据来看，综观《监察法》第15条第2项和第5项，对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采取的是并列规定，这似乎说明二者性质有别，按照这一区分，甚至可以得出公办科教文卫体等单位不属于第12 条第1 款规定的派驻对象这一结论。最后一类不属于派驻全覆盖对象，对其应遵循以不派驻为原则，派驻为例外，并理顺其内部监督与国家监察之间的关系。（1）如果是普遍的规则授权，这意味着派驻机构的监察职权源于《监察法》的授与和确认，授权主体是立法机关。一方面，从本款可以的表述来看，即便有关单位符合该性质，也并非必须派驻。
（1）从职权属性看，监察权一方面在权源上的生发性使其具有天然的行政属性，但又脱胎于行政权具有相对独立性[25]，另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自检察院，故与检察权也有相似处。最后，即便有关法律贵为基本法律、有关事项贵为保留事项，仍仅能重复、细化或援引宪法关于宪制职权的规定，而不得创造新的宪制职权。
根据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第3款，派驻对象是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性质是作为派出机构的人 民检察院，程序要件是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实质要件是根据工作需要。鉴于各级监察委员会与本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其派驻机构、派出专员与派驻纪检组同样合署办公，因此对党的机关之派驻和国家机关之派驻，可以合并理解。
另一方面，以不派驻为原则并不等于绝对不派驻，当工作存在需要时，经法定批准程序及授权程序，监察机关也可以对上述单位派驻监察机构，但是必须严守以工作需要为判断标准。[7]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省份已经对科学院、社科院等类似单位实施参公管理。
[10]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6条和第7条。（2）授权的内容不得超出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因为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监察权、检察权、审判权必须依法独立行使。二是，编制上隶属于派出主体。（2）第9条第1 款应当增设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产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
（2）派驻机构形式上独立于派出主体。（1）派驻机构产生于派出主体。
（3）从比较对象看，公安分局（派出所）是一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组织，监察委员会派驻机构是一级独立监察机关的派出组织，二者不在同一维度。[22]参见秦前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模式需解决好四大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对于地方区域类型之划分，有学者提出行政区和开发区的二分法。2.从检察院组织规范来看，有3种参考对象。
为了赋予各级监察委员会更多自主判断权，进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临时授权更加符合实际需要。这也导致在本条规定的4类对象中，关于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的理解分歧最大。根据派驻机构职责分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国总工会纪检监察组综合监督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和全国妇联。所管辖的行政区域仅指基层行政区和非行政区的区域，在地区盟旗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是独立一级监察机关。
（一）派驻单位的具体范围 第1和第2种是党和国家机关。同时，此二者也无法周延涵盖全部地方区域。
其次，从有关单位的性质来看，我国不少组织和单位的法律地位还处在学理探讨之中，还存在现实争议，很难短时间内对其逐一定性。（二）派驻区域不应包括地区盟旗等行政区 有一种解读认为，地区盟旗等行政区不设本级人大，故应由省级监察委派驻监察机构。
地区盟等监察委员会不是一级监察机关的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而是视作一级独立监察机关，应当纳入监察机关分级体系。授权形式不同，将导致派驻机构的权力来源、授权期限和职权内容，以及派出主体的具体角色和自主判断权等，会有极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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